外媒称，中国正准备迎接历史上最国际化的一次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

据埃菲社8月30日报道，即将于9月4日至5日召开G20峰会的杭州在中世纪是东西方交汇的象征，被马可·波罗盛赞为“全世界最美妙和华贵的城市”。

中国政府在峰会召开前夕强调此次会议的主旨是推进各项提振经济增长的改革和措施。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并未完全恢复元气，低迷的出口需求对中国造成了显著影响。

报道称，北京坚称峰会的目的是经济，而政治问题会“分散注意力”。即将出席G20峰会的欧盟领导人呼吁峰会关注全球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如何进一步刺激增长。此外，还有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改革金融法规标准等问题。

另据瑞士《每日新闻报》网站8月30日报道，中国在杭州想把经济和为饱受危机之苦的世界经济注入可能的稳定动力作为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专家说，几乎一切都将围绕经济运转。中国领导人想取得可以展示的成就，以表明G20峰会有行动能力。

报道称，在中国眼中，七国集团（G7）这个老牌工业国家集团已经过时。北京认为，这些占世界人口总量10%的国家不能且无权单独处理全球问题。因此对中国来说，今年的G20峰会取得成功特别重要。

报道称，但存在重要议题被忽视的危险。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作为东道主尽可能压缩争议议题的空间。”中国和邻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冲突可能充其量只在双边会谈中成为议题。这位外交官说：“对中国人来说，最好不讨论这个议题。”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31日报道，30日，G20峰会首脑宣言草案曝光，对于国家间贸易和投资领域保护主义崛起的动向，草案明确表示反对。

报道称，在钢铁和铝制品等价格下跌的背景下，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各国陆续采取了紧急进口限制措施。首脑宣言将提出，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保护主义进行监督。

G20的目标是，通过WTO所有成员加入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相关委员会”等框架，阻止发展中国家等滥用制度。

另据俄新社8月30日报道，俄罗斯G20代表斯韦特兰娜·卢卡什表示，G20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世界经济稳步增长，主办G20杭州峰会的中国非常正确地将创新增长作为优先重点。从长远来看增长与推进创新、实现数字经济潜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关。

她在媒体吹风会上说：“正因为如此，G20今年就此方向制定了数个行动计划。这实际上是新框架计划，将决定G20未来数年的工作。”

境外媒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将跨越太平洋，对亚洲进行告别访问。届时他将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气候变化和人权问题上面临棘手对话。

据美联社8月29日报道称，奥巴马将接连参加在中国杭州和老挝万象举行的会议。在距离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还剩下5个月的时候，白宫计划借这次出访来凸显本届政府为扩大美国在亚洲影响力所付出的努力。

报道称，奥巴马在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预计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就中国批准巴黎气候协议的进展情况提供最新信息。白宫官员表示，他们希望这一历史性的气候变化协议能够在今年年底前生效。

据中评社8月29日报道称，白宫8月29日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下午和晚上在杭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和晚宴。白宫高官相信，这将是奥巴马作为总统最后一次有机会花几个小时与习近平讨论中美关系。

报道称，在29日下午举行的吹风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杰明·罗兹表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重返亚太是奥巴马此行的三大优先议题。

这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的第十次亚洲之行。罗兹指出，重返亚太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中心。此访将再次给奥巴马机会来展示美国聚焦于亚太，并将TPP作为美国在区域经济和战略领导作用的中心，同时也处理一些紧迫问题，包括南海问题。

罗兹表示，在积极的一面，双方将探讨在全球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对朝核项目关切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也会处理分歧，包括网络安全、经济政策关切、南海问题引发的紧张、人权问题等。

白宫高级顾问透露，继续推动美中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是习奥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两位元首将讨论各自尽快实施巴黎协议，同时也会讨论合作领导全球建立多边减排机制的问题。

报道称，在经贸关系方面，尽管外界对“跛脚鸭”的奥巴马政府与中方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不抱乐观期待，但白宫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官员表示，美方将继续与中方谈判，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探讨结束BIT谈判的下一步骤。这名官员说，自从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之间通过会谈，已经在汇率、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在近期备受关注的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问题上，罗兹表示注意到了中方对“萨德”的关切，但他称，首要的是继续施压朝鲜改变核导路线，如果这个做不到，美国就不会避开捍卫自己和盟友的责任。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30日刊登题为《习奥会成G20杭州峰会重头戏》的报道称，G20杭州峰会即将召开，有分析称，中国希望借此奠定其“全球强权”地位，但怀疑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会试图阻挠。

中国媒体8月29日发表评论，指中美之间今年以来的战略互疑加剧，此时认真清理与美国有关的各种信息，让中方对美国及中美关系的认识更加准确，非常必要。习近平在杭州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认为是此次最受关注的一场双边会晤。

韩媒称，韩国外交部8月31日表示，外交部第一次官林圣男（副外长）于8月31日至9月1日访问中国，为在9月4日至5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韩首脑会谈事宜与中方进行协调。

据韩联社8月31日报道，林圣男在访华期间将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举行会谈。当日距离G20杭州峰会还有四天，中韩外交高层此时会面，说明在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晤有望实现。

在中韩两国副外长的会谈中，双方将就“萨德”反导系统入韩问题、中韩首脑会谈日程及议题等进行具体协商。据悉，双方可能把此次协调的重点放在不让“萨德”矛盾影响两国首脑共商对朝施压等合作事宜上。

报道称，预计林圣男和刘振民还将商讨中韩领导人在会议上对朝共同释放何种信号，林圣男在访华期间还可能拜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英媒称，巴基斯坦的潜艇项目主管8月26日告诉国民议会国防常设委员会，中国到2028年将向巴基斯坦海军提供8艘潜艇。

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8月30日援引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项目主管证实其中4艘潜艇将在中国建造，它们将在2022年至2023年间运送给巴基斯坦海军。另外4艘潜艇将按照技术转让方案在卡拉奇造船及机械制造厂（KSEW）建造，到2028年全部交付巴基斯坦海军。

据悉，该项目还涉及在KSEW设立一个潜艇培训中心。

巴基斯坦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称，巴方“正全速完成这份合同”，“这些潜艇将在我国海防中发挥核心作用”。巴基斯坦政府于2015年4月宣布批准采购这8艘潜艇。

报道称，虽然巴基斯坦官员拒不透露所购潜艇的类型，但它们可能会是“元”级潜艇的改型。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生产的这些潜艇可能会比法国“阿戈斯塔”级潜艇更大。

密切关注巴基斯坦军队动向的西方外交官称，巴基斯坦船舶工程师可能会在中国与同行一起工作，接受潜艇建造方面的培训，然后回国建造另外4艘潜艇。

外媒称，9月2日-3日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是衡量俄罗斯亚洲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指示器。论坛已经是二度举行，如果说2015年吸引关注的是中国代表团，那么这次的主宾则变成了日本和韩国代表。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8月30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东方经济论坛变成落实对俄新政策的工具，他5月6日的索契之行为该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个新朋友胜过两个老朋友

报道称，今年的东方经济论坛来自北京的贵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昌智。

不过，另两个亚洲主要经济体——韩国和日本的代表团充分弥补了中国客人的不足。代表团不仅由两国领导人——朴槿惠和安倍晋三（他们将会见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亲自领衔，还包括大批商人、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北海道、鸟取和富山的行政长官也将参加论坛。东南亚国家中代表团阵容最强大的是越南，它把工贸部长和农业部长都派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代表都拒绝了邀请。

一些俄罗斯高官对《生意人报》表示，近一年来，对华合作形成了维持长期联系所必需的机制。官方人士之间建立了电话直联，不必等到下一次论坛去讨论积累的问题。

日本无法安心做一个旁观者

报道称，这次东方经济论坛变成了日本人的演出，其领导人安倍晋三正在奉行对俄关系正常化的方针。近年来，领土争议的老问题和东京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新问题令两国关系每况愈下。今年5月，日本首相在对索契的非正式访问期间提出了对俄合作的八条计划，其中包括帮助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发展基础设施和个别经济部门。

报道称，俄方在东方经济论坛召开前几个月为日方准备了投资项目清单，日本人将在这次论坛上对这份清单作初步评估。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亚洲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否定了必须为日本投资付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假设。他说：“日本人担心最有利可图的项目被中国人拿走，这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当然，在岛屿问题上，他们和我们各有各的游戏。我看不到这个问题在未来50年-70年内解决的前景。”这位专家表示，东京和首尔曾对“莫斯科向东转”持怀疑态度，但在看到俄中合作的经济成果后，下决心要在所有蛋糕被中国“独吞”之前出手。

同时，他表示，安倍晋三面临在地区和全球限制中国影响力的任务。这位专家提醒，安倍访问非洲时，向那里的国家承诺了比中国人更多的投资。此外，他还宣布建立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100亿美元的日本基金。因此，在看到中国在俄活跃之后，日本无法安心做一个旁观者。

据日本共同社8月31日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防卫相稻田朋美打算最快于9月中旬对陆上自卫队工程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的南苏丹进行访问，已开始就此展开协调。在对于因安保相关法施行成为可能的“驰援护卫”等新任务交付问题展开探讨的背景下，稻田认为需要通过考察部队详细掌握当地情况。

稻田计划9月13日起对美国进行数天的访问，预计之后将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实际将结合当地的治安状况等作出最终判断。

稻田8月24日宣布将就基于新安保法的自卫队新任务启动有关训练。是否向以11月中旬计划派遣的第11批部队、陆上自卫队第九师团第五普通科连队(青森市)为主的部队交付新任务成为焦点。

稻田或将在朱巴造访派遣部队的宿营地鼓励队员，并就现场的活动状况与形势听取汇报。实际是否向第11批部队交付新任务将视当地形势与训练熟练度等另行判断。

安保法允许参加PKO行动的自卫队员使用武器实施营救遭武装集团袭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驰援护卫”，并可与他国军队联合展开护卫宿营地的“宿营地共同防卫”。

第11批部队已于8月25日启动派遣准备工作，预计9月中旬以后将展开关于驰援护卫等新任务的实际训练。

日媒称，菲律宾外长亚赛就围绕南海主权问题与中国举行双边磋商一事表示，中方停止“挑衅”是双方启动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亚赛还把中国停止在黄岩岛填海造岛也作为条件，这是菲律宾政府高官首次就中菲双边磋商提出具体条件。

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31日报道，亚赛是在8月29日至8月30日于马尼拉举行的“日本东盟媒体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上作出上述表态的。作为与中国举行会谈的具体条件，亚赛举例称应“停止在黄岩岛填海造岛”、“停止妨碍菲律宾渔民在该岛礁周边作业”。

海牙仲裁庭7月作出了全面否定中国主张的裁决，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裁决。亚赛表示“菲律宾一直要求中国尊重裁决结果”，表明了即使中国要求将搁置裁决作为磋商前提条件，菲方也不会同意的姿态。

在此基础上，亚赛表示，“在推进磋商之前，希望中方采取措施，增进互信。既然要继续对话，就应该停止一切‘挑衅’行为”。

尤其关于黄岩岛的填海造岛问题，亚赛称“美国也认为这是不能逾越的红线”，表达了将此作为磋商前提的认识。

报道称，关于中国在该岛礁周边妨碍菲律宾渔民活动的问题，亚赛说：“作为培养互信的一环，希望能让我国渔民重返该海域作业。”

另一方面，关于双边磋商，亚赛表示“给中国保全面子的机会非常重要”。为此，他强调，最好的做法是，在经济、贸易和旅游等领域强化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理由，亚赛称，“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南海纷争不过是很小的一个侧面。菲律宾能够与中国加强关系，而这也会极大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台媒称，7月份的时候，美国海军在全球部署六艘航母，炫耀其强大的海上震慑能力，美国《国家利益》更直言，预计到2030年，全球海军最强大的仍是美国，虽然俄罗斯在武器军备上有所提升，但因为“面临缺乏有效的使用能力的尴尬”，即便连手也打不过美国。

台湾中时电子报8月31日报道称，面对这样的嘲讽，俄也不甘示弱，8月29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罗斯计划尽快在距离美国边界85公里处部署军队。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将计划于2018年，在俄罗斯远东楚科奇地区组建海岸防御师，从滨海边疆区南部海岸到北极地区，建立统一海岸防御体系，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边境附近区域部署军队。报道称，普京一直觊觎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并想保护未来对该地区资源的开采权。

绍伊古表示，这项计划早在2015年就确定并执行。是为了确保“增加海军军力，是为了确保俄罗斯在千岛群岛和白令海峡的控制，包含俄罗斯在远东楚科奇地区的海防部署”。

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伊先科称，俄罗斯可能会随防御师一起部署“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系统，这将对美国形成威胁，因为俄罗斯会在北极部署防御师，让驻扎在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和理查德森堡陆军基地的美军，像在冷战时一样寝食不安。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网站8月31日援引商业内幕网站的报道称，北极已经成为美俄两国间竞争的新阵地。但美国并未准备好面对这一竞争。美国参谋部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认为，这种局势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完全没有破冰船决定的。

商业内幕网站称，目前美国只有两艘破冰船，而俄罗斯却有超过20艘。美国海岸保卫总司令员保罗·佐库恩福特表示，“我们现在与俄罗斯不再同一水平上。我们完全没有参与这一活动。”

西媒称，8月31日巴西相继出现了三位总统，分别是迪尔玛·罗塞夫、米歇尔·特梅尔和罗德里戈·马亚，这个南美大国20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看似已经结束。

据埃菲社8月31日报道，这一天以罗塞夫作为被停职总统、特梅尔作为代总统开始，以特梅尔成为拥有完全权限的正式总统、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戈·马亚成为临时总统而结束，因为总统马上要赴国外出席重要会议。

报道称，在参议院正式罢免罗塞夫3小时10分钟后，特梅尔宣誓成为总统。在正式就任总统几小时并主持召开了内阁首次正式会议后，特梅尔开始了出访行程。

根据巴西总统府消息，在特梅尔出发之前举行的一个简短、礼仪性、没有媒体在场的仪式中，几周前刚刚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戈·马亚成为临时总统，现在他是总统职位第一顺位接任者，因为巴西目前没有副总统。

报道称，罗塞夫在2014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但是在今年5月12日遭停职，在31日参议院进行的政治审判中以61票支持、20票反对的结果被正式罢免，罗塞夫被控进行违规财务操纵，意欲修改公共账目，犯有“渎职罪”。

不久前还是副总统的特梅尔从5月12日开始代任总统，随着罗塞夫的被罢免，他自动成为具有完全权限的巴西国家元首。众议院议长马亚是巴西右翼政党民主党领导人，民主党是致力于结束罗塞夫劳工党政府3年半执政时间的政党之一。

马亚在7月份当选为众议长，接替辞职的原众议长爱德华多·库尼亚，正是库尼亚在去年12月启动了弹劾总统罗塞夫的进程，他后来因多项腐败指控而辞职。

外媒称，英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拆分建议：即从批准中国在埃塞克斯承建一座反应堆的协议中剥离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

英国《卫报》网站8月29日发表题为《英国政府可能批准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但要推迟埃塞克斯项目》的文章称，据《泰晤士报》报道，该计划是特雷莎·梅上月推迟批复耗资180亿英镑的欣克利角项目之后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

报道称，特雷莎·梅对于中国参与承建英国十年来在萨默塞特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项目以及同意中国在埃塞克斯的布拉德韦尔和萨福克的赛兹韦尔承建反应堆的后续协议感到担忧。

报道称，去年9月，在一项意在缓解项目承建商法国电力公司的财务压力并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关系的协议中，政府获得了中国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投资三分之一的交易。

但是，时任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对此交易提出反对意见。当选首相后，梅当即出人意料地要求重审项目。

《泰晤士报》说，白金汉宫当下考虑的一种选择是批准欣克利角项目，但是推迟有关布拉德韦尔反应堆的决定，从而探讨项目对英国安全的影响。

报道称，任何试图从同意中国承建英国核反应堆协议中拆分欣克利角项目的努力都将危及整个协议，因为布拉德韦尔电站是中国打算在欧洲树立的核技术示范工程。

法国国有能源集团法国电力公司7月份批准了承建欣克利角项目，此前数月曾一直怀疑是否有充足的财力承担这项巨大的工程。

28日，法国电力公司英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德里瓦兹呼吁英国搁置对中国参与项目承建的担忧。他在《星期日电讯报》上撰文指出：“我们了解并信任中国伙伴。”他说中国参与项目建设“对英国有着巨大利益”。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民用核电项目。

外媒称，中国与日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第五代战机的实战部署。

韩国《中央日报》网站8月31日报道，8月24日，美国佐治亚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一架新型隐形战斗机起飞了。与该厂生产的同型号战机不同的是，该机机身和机翼上涂有日本国旗日章旗的图案。这是即将实战部署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首架F-35A战斗机。日本计划陆续引进42架F-35战机，将它们部署于青森县三泽基地。在42架战斗机中，有4架由洛马公司直接生产，余下的将由日本的三菱重工生产。这些战机计划用来取代日本老旧的F-4EJ战斗机，与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机型F-15J一道服役。

在此前一天，也就是23日，一架在中国西南方四川省成都市试飞基地上空飞行的墨灰色隐形战机的照片被放到了中国互联网上。尽管中国官方未予确认，但中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已完成研发，进入工厂生产阶段，中国空军已接收了四架歼-20”。歼-20是中国使用俄制发动机自行研制的隐形战斗机，2010年起着手研发，现已过去六年。军事评论家陈光文表示，“有望马上实现量产，达到每条生产线月产两架的生产规模”，“2018年初有望部署36架歼-20”。据悉，中国此前也在同时推动发动机国产化。

报道称，F-35和歼-20都被归为具有最尖端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营造这样一种效果，中国与日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第五代战机的实战部署。

韩国也计划从2018年起引进F-35，俄罗斯也将在差不多的时期引进新一代隐形战机T-50，驻日美军则在此前已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16架F-35B。F-35B与空军专用机型F-35A不同，是一种可进行垂直起降的海军、海上陆战队专用型号战机。

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称，“美军把目标锁定于进行核武器与导弹开发的朝鲜以及提速进军海洋的中国，意在提升在亚太地区的遏制力”。

由于生产数量太少，隐形战机尚需更长时间才能成为各国的主力机型，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东北亚将进入由下一代隐形战机争夺天空制空权的新时代。

报道称，最受鼓舞的是中国。因为尽管迄今为止，中国的空军实力一直没有摆脱劣势，但中国坚信歼-20的实战部署可一次性扭转目前的局面。中国媒体报道称，“1981年日本换装F-15J时。中国空军的歼-7数量不仅数量稀少，实际上还不具备起码的战斗力”，“ 1997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接收第一批测试用F-2战机时，中国的歼-10和歼-11都还没有试飞”，“但歼-20无论在隐身性能，还是在机动性、超视距空战等诸多方面均领先于F-35，这使中国空军能够缩短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力差距，实现逆转”。

陈光文自信地表示，“歼-20是为了与性能上占有极大优势的F-22进行抗衡而研制的机种”，“F-35不可能成为歼-20的对手”。日本曾试图引进F-22，但高昂的价格和技术转让问题致使谈判未获成功，现在F-22已处于生产中断状态。

日媒称，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8月31日在到访的北京表示加拿大决定正式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并已于1月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在七大工业国（G7）之中，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将只剩下美国和日本。

日本经济新闻网9月1日刊登题为《加拿大“背叛”美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报道称，亚投行2017年有望在成员国数量上超过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

亚投行透露，莫诺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世界经济要取得成功，需要战略性合作关系以及对外开放”，阐明了加入亚投行的意图。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对加拿大的决定表示欢迎，称“相信加拿大将对亚投行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目前，亚投行已有中国、韩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作为创始成员国的57个国家参加。针对第2批成员国的加入，亚投行的计划是，如果在9月底之前提出申请，将在2017年初批准。除了加拿大以外，希腊等国被认为也在考虑申请加入。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30多个国家将申请加入。如果全部获得批准，亚投行的成员国将达到90个左右。一方面，日美主导的亚开行拥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国。亚投行将在成员数量上超过亚开行。

不过，在2015年3月英国改变态度宣布加入之后，德、法和意迅速追随。有观点认为，在拒绝参加的日美加三国中，加拿大最近之所以决定参加，“或许是因为看到第1批融资方，认为以金立群为核心的亚投行运营值得信赖。”

亚投行6月批准了第1批融资项目，决定向巴基斯坦的道路工程等总计4个项目提供5亿900万美元贷款。主要是携手亚开行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银团贷款，降低风险的贷款姿态非常突出。有观点认为，其背景是对于亚投行来说，成员国的扩大是当前最优先课题。

相关人士指出，亚投行的融资目标金额将从2016年的12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17年的25亿美元，到2018年进一步增加至35亿美元。目前通过作为各国代表的理事组成的理事会批准贷款，但自2017年起，预计将简化为由亚投行管理层进行批准。如果没有了理事会的审批，在项目选择等方面，中国的意向有可能容易发挥作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办方将同其他与会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以及“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连动式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为国际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会晤，这将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人们关注这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总结和具有哪些指向意义。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报》最后谈判的地点。

三个层面协调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际，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在三个层面上的协调值得关注。

首先，中美能否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G20机制的创建本身就与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动协调息息相关，两国的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健全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构建全球应对危机的机制化努力中贡献突出，使由美欧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动荡稳定下来，并带动世界经济逐渐复苏。

2009年，G20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时，我是中国驻英国大使。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努力探索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达成了筹集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国际金融救助，承诺以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的方式出资500亿美元。这个标志性事件，将中国推上了参与稳定全球金融大盘的位置。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固，新兴国家也相继遭遇困难。各国对拉动增长的手段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有空间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强调财政纪律和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势呼唤新共识，人们期待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杭州峰会上商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的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美能否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多边共识确定基调，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已认识到结构性改革对保持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方承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释放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信号？

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协调合作的触角加快向全球层面延展。例如，两国率先就减排方案达成共识，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再比如，两国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为加强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还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开展防止传染病和帮助改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双方也有着比较有效的协商。即便在分歧明显的网络完全领域，中美也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建立起热线。

但中国作用的上升在美国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达成原则共识，但美国国会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终通过，使之获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世界第二位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识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长的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美方对此不大适应，视之为二战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的最大挑战，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甚至游说联盟抵制。但随着中方努力展现积极效应，美国智库较快调整看法，批评政府短视，未来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商定，要确保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韧性且不断得到完善，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要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双方的新共识富有积极意义：“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可以预期，在G20杭州峰会上，国际金融架构建设、特别是金融部门改革仍将是领导人共同审议的重要课题，有望就如何构建更有韧性的国家金融架构、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发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两国透露的信息显示，双方在工作层保持着密切的磋商。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习惯，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虽然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获得好的解决。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中美关系有起有伏，虽屡生摩擦，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协调合作的主流。两国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交往更加全面，两军之间规范性对话得到完善，确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规范。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

奥巴马政府也给中美关系留下一些负面遗产，让人们印象最深的，当属“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和强化同盟体系，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美国强化排他性的同盟体系建设，同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

过去四年，中方以两国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2015年“白宫秋叙”为主要节点，围绕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希望排除干扰，培育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尽管美方对中方的倡议存在疑虑，但双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意愿是相近的。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举行，中美关系将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两国顶层战略对话更显重要。人们预期，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将再次把正方向，实现管控矛盾和促进合作的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础。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前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波澜。问题是，美国与中国在南海争的到底是什么？双方能否找到一条相容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将决定未来南海局势的方向。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诚然，南海有重要的国际通道，航行自由对各国都重要，最重视南海航行自由的莫过于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和航运大国。但实际上美方关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对这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不同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公约》要求外国军舰和飞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他国舰机在己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历来主张弱化沿海国的主权，强调自己的军队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与公海相同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检测活动和军事演习。

南海商业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而在规则方面的分歧不难通过沟通予以解决。但美国对规则的关注只是表象，根本问题还在于美国将与中国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亚太主导权之争的高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分歧和摩擦。美国自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以来，似乎就预设了中国崛起后会扩张的前景，不断强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抓手。在预设的地缘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举动都容易被解读成削弱美国战略优势的行动；而美方的针对性言论和动作也必然引发中方反弹。在这种“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对抗升级甚至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陷入地缘竞争的担忧加大。这个趋势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约的。

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紧张局势不能让任何一方获益，相反只会阻碍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希望尽快翻过南海仲裁案这一页，让地区局势回归安宁。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委派前总统拉莫斯为“特使”为中菲关系破冰，我应邀在香港与他会面，感觉菲律宾新政府是有与中方改善关系、重启合作意愿的。同为亚洲国家，相信只要有诚意，中菲不难找到克服困难、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

南海局势中的美国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能否恢复平静也取决于中美采取什么态势，尤其当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与美方所谓的“最高利益”发生碰撞时，两国能否准确判断形势、厘清利害关系，找到协调彼此立场的恰当角度。中美在处置彼此关系上都面临新课题，美国缺乏与“非敌非友”大国友善相处的经验，而中国也没有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与世界超级大国互动的历史体验。双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论也在塑造对方的言行，宜保持谦逊，更新思维，不能简单套用旧的观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辽阔，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试图打造绝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结果只能导致地缘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可行之道恐怕还是力量、利益和规则的共存共融。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对南沙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应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权益，美方应予以尊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不应受到干扰。同时，中美应在保持安宁和维护国际通道畅通方面寻求对话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规则上的分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与沟通，而非政治施压，或用武力进行危险的试探。目前双方都已表达了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态度，在海上的行动亦是克制和有底线的，可见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关键是在对具体利益分歧的处置上，需要有效沟通和防止误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大约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出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战争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无法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冲突的风险。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对这个历史隐喻进行了量化研究，并运用到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论述中。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16个案例，发现多数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例（包括美苏冷战）得以用非战争的方式处置利益冲突。这项研究似乎想证明大国实力增减的宿命式结局。

去年12月，我在新加坡和艾莉森一起出席一个对话会，我们有机会讨论，我认为中美若成为敌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改变。他对此完全认同，但对中美可能因台湾或南海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若此，那将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书级案例。也是在那次对话会上，艾莉森在演讲中说，当今时代对美国来说，最优先的地缘战略挑战不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不是冒进的俄罗斯，而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而对中美关系内在的风险的低估增加了这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慑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决定了当今世界已非一战、二战和冷战时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达在爱琴海争夺海权时那个孤立的小世界，难以简单化地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复制。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文明水平上，应如何更加智慧地处置国际关系中那些能引发大国矛盾、激化大国竞争和诱发大国冲突的更加复杂的因素。

如今，关于大国安全困境的焦点集中在中美身上。无论理论体系和预测模式有何不同，中美两国未来如何塑造彼此关系被公认为将界定21世纪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总统其后在华盛顿与习主席的会晤中回应说，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相信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国是成长中的大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则宣称要“继续领导世界百年”，与中国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但毕竟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矛盾应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使双方分歧难以化解，但中国已强大到外力难以撼动其政权和制度，双方可以避免挑战彼此。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在战略安全层面上双方信任赤字扩大，相互误判的风险上升，双方需要认真对待和坦诚探讨，争取构建起防范机制，防止滑向对抗和冲突。

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是中国要与之争夺秩序主导权。问题是中美对世界/国际秩序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体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中国认同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中美秩序观并非完全对立，对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需求是双方的交叠面。长远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国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直接对撞的历史，就需要在共识基础上最终搭建一个能见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顶。

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调整，对中美引领变革提出要求。两国可以从共同利益最多的经济、金融等领域入手，通过推动全球治理等，带动国际协调与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冷战后以资本、技术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主导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扩张，新兴国家不仅从中获准，而且以自身的增长反哺了全球经济成长。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控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可以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现代意义上的“1.0版”，处于初级阶段且缺乏管理。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有较多表现，例如东亚一体化进程受到国家间矛盾的困扰，势头减缓；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缺乏包容性引发质疑；英国脱欧也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挑战。从趋势上看，世界不可能从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须摒弃，向全球化“2.0版”的升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砺引领，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这样方能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让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更加紧迫。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型”的成长，但思维的进步和话语的更新难以简化或压缩。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