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对俄罗斯和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此行旨在密切关系和扩大合作。

拓宽加深落实合作

据拉美社7月3日报道称，习近平将在7月7日和8日出席汉堡峰会，加强中国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以及成员国间的合作。

据外交部透露，习近平和普京将举行会谈并会见记者，共同确定新形势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两国元首将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批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7-2020年实施纲要。双方有关部门将签署经贸、能源、投资、互联互通、媒体、教育等领域多项重要合作文件。

访德期间，习近平将出席施泰因迈尔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会见、欢迎晚宴等一系列国事活动，同默克尔总理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签字仪式、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等活动，并共同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队友谊赛。习近平还将出席默克尔总理举行的小范围晚宴。两国领导人将就进一步深化中德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还将签署多个领域的重要合作文件。

报道称，中方期待峰会取得如下成果：一是落实杭州峰会成果，二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三是共同推动创新发展，四是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峰会所有阶段会议，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看法和主张，推动各方加强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加速对接旗舰项目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2日报道，中俄正努力将双方的旗舰经济外交项目连通起来，这一举措可能会减弱正在争夺区域影响力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商务部上月宣布，中方会见了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尼基申娜，就加快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磋商。双方确定将加速谈判，争取早日实质性结束谈判。

报道称，尽管习近平和普京显示出友好之情，但克里姆林宫一直对中国在传统上是俄罗斯后院的中亚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谨慎态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阻碍了合作进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表示，2015年中俄发表了将两个经济战略连接起来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达成了“政治共识”，“这次双方有望在政策法规方面进行详细的合作”。

据俄新社7月3日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日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双方将签署总额逾100亿美元的数十份协议，明确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目标，并宣告双方在最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吴大辉说，中国领导人此访以及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新举措是对反全球化趋势的实际反击，将为以互惠互利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正能量。

中俄协调国际问题

据俄罗斯《独立报》7月3日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日开始访俄，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的发展。但最尖锐的议题将是朝鲜局势。专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将竭尽所能阻止战争爆发。

报道称，中俄扩大在国际舞台及军事领域的合作引起西方的过度反应。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如果美国允许中俄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自由行事，将终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安德鲁·哈蒙德认为，中俄均对朝鲜的核野心以及美国或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感到担忧。莫斯科和北京在努力协调立场。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罗曼诺夫说：“今年春天中国提出‘双暂停’的计划，朝鲜停止核导试验，而美国和韩国停止大规模军演。中国想尝试考虑双方的利益。而美国希望中国拧断朝鲜的胳膊，帮助推翻政权，用来交换美国不再限制对中国的某些贸易特惠。”

另据俄罗斯报纸网7月2日报道，习近平应普京邀请将于7月3日抵达俄罗斯。访问议程涉及两国关系中的政治、经济议题。据悉，中俄将在10多个部门间和政府间协议框架下签署价值100多亿美元的协议。本次会晤将是俄中领导人年内第三次会晤。

莫斯科和北京发言人均称两国关系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报道称，中俄加强协作是在国际局势极其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叙利亚危机继续加深。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问题依然存在，后者不断声称必须扩大并延长对俄制裁的期限。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驻俄大使李辉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了稳定、持续、高水平发展。”他强调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频率印证了双边对话的水平之高，4年多来，两人已经举行了22次会晤。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说：“坚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把莫斯科和北京联系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讲，习近平与普京将在有关美国的问题上对表。两国并非要一起反抗华盛顿，但确实需要统一某些行动，以便不会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落单。”

境外媒体称，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习近平主席7月3日在电话中告诉特朗普总统，中方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据路透社7月3日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对两位领导人通话的报道，习近平对特朗普说，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中方已向美方表明了立场。

报道说，两人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不过没有详细说明。

另据法新社7月3日报道，中国国家媒体说，习近平主席7月3日告诉特朗普总统，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此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激怒北京的行动。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自两人在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取得重要成果”。

但媒体也援引习近平的话说，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报道称，在特朗普批准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4亿美元的武器数天后，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白宫早些时候说，特朗普和习近平讨论了使朝鲜非核化及改善美中贸易关系的努力，但美方的声明没有提到台湾。

自特朗普与习近平4月份会晤以来，两国关系变得更热络，但华盛顿最近几天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激怒了北京。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最近一个使中国愤怒的举动发生在7月2日，当时美国海军“斯特西姆”号驱逐舰航行到距离西沙群岛的中建岛不足12海里的水域。

台湾“中央社”7月3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日通电话。大陆官媒报道，习近平表示，很重视特朗普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中午报道，习近平3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说：“中美双方应该按照我们在海湖庄园达成的共识，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进展。”

据报道，特朗普表示，中美关系前景广阔，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相得益彰。他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报道说，双方就中美关系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问题，并同意在德国汉堡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印中陷入1962年以来时间最长的对峙”，《印度快报》3日称，印度和中国军方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接近一个月，双方都已增兵，印军士兵“枪口朝下，进入非战斗模式”。多家印度媒体连日都在谴责中国的“咄咄逼人”，分析该地区对印度如何重要，印度不能“抛弃盟友不丹”。但在中国外交部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一语戳破印度的假面具。他表示，据中方了解，对于印边防部队越界进入洞朗地区，不丹方面事先并不知情。这与印方所说的情况并不一致。印方为了掩盖印军非法越界，不惜歪曲事实，甚至不惜以损害不丹的独立主权为代价，试图混淆是非，这是徒劳的。

《印度快报》称，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超过2013年中印双方在边界线东段僵持21天的“帐篷对峙”，成为1962年边界战争后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印度军队在洞朗地区增加更多部队，中国军方在该区也增加了部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印度在前方的部队阻止了中国军队和装备进一步进入该地区。而印度军队增援的部队距离对峙点20公里。《印度教徒报》3日说，印中部队在洞朗高原陷入“战争拔河”，中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测试战斗坦克。

在中国外交部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这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有本质不同。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印度武装力量越过已定边界，违背了历史界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性质非常严重。他表示，中方已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

6月30日，印度外交部就洞朗边界事件发表声明称，2012年中印两国就中印边界锡金段尚未最终划定达成一致。“双方只是认同了边界走向，有关锡金段边界的进一步谈判将交由边界谈判特别代表完成。”耿爽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印方声明对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完全避而不提，然而正是这个条约明确划定了中印两国在事发地点锡金段的边界线走向。

“为什么洞朗和不丹很重要，印度不能抛弃自己的盟友”，《印度斯坦时报》3日发表评论文章称，要通过“大的外交格局”看待此次事件：“中国此举是要测试印度保护不丹的决心，放弃不丹不利于印度成为区域领袖的追求”。

然而，印度口口声声要保护的不丹，有自己的想法。“不丹呼吁印度和中国缓解紧张”，《今日印度报》3日报道称，在中印口水战加剧时，作为“三明治国家”的不丹除了发表一则声明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有高层消息人士对该报称，不丹对此事保持谨慎，是因为它无法承担得罪任何一个国家的代价。该消息人士称，“我们只是希望这两个强大、负责任的大国降低紧张态势，让边境恢复常态”，不丹方面不希望边界发生“突然改变”。作为小国，不丹感觉“很容易受伤”。该报3日发表对不丹外交事务专家的采访，该专家也表示，相信中国对不丹并没有恶意，不丹应该寻求与中国建交。

耿爽3日说，中方对印度同不丹之间保持正常的双边关系不持异议。但我们坚决反对印方以“维护不丹利益”为借口，为其越界侵犯中国领土“正名”。洞朗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一直在中方有效管辖之下，不存在争议。中国和不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边界谈判，迄今已举行24轮。两国虽尚未正式划界，但双方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边界线走向存在基本共识。对于洞朗属于中国这一点，中不双方不存在分歧。

《印度时报》“锡金对峙”专版3日报道称，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近日访问边境地区，视察了17山地师和27山地师总部，其中17山地师负责锡金段防务，在锡金东部有4个山地旅，每个旅3000人左右，所有高级军官都参加了讨论会。“一个印度”网站引述印度防卫专家塞加尔的话威胁称，如果中国不撤军，可能引发区域战争。印度亚洲通讯社3日称，受此事件影响，中国取消了印度记者团对西藏的访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青燕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对峙事件的核心根源在印度。近年来，印度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相对较好，因此野心膨胀。美印的防务合作把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其背后存在着制衡中国的因素，印度也甘心充当这个角色。但印度没有认识到，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遭遇有史以来最大惨败。7月3日，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果出炉，自民党从选前的57个议席降至23个，缩水一半以上，少于该党历史最低纪录38席。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阵营夺得议会127席中的79席，超过半数。

3日，日本各大纸媒头版头条纷纷以“自民党遭遇历史惨败”“自民党刷新最低纪录”“自民党史上最大败绩”为题报道。有评论称，仿佛已经听到安倍政权开始冰裂的“咯吱咯吱”声。

小池百合子率领的新党——成立仅半年的“都民第一之会”在此次选举中一举取得55个议席，成为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加上转投过来的公明党席位，“小池阵营”共得到79席。

日本新闻网3日形容自民党惨败的景象：“连堂堂的东京都议会议长和自民党议会干事长都未能战胜二十几岁的小女孩竞选者……”据《朝日新闻》报道，“都民第一之会”的议员提名人选中，超过一半都是毫无政治经历的“素人”。比如在墨田区当选的会计师成清梨沙子，现年才27岁，是“都民第一之会”中最年轻的都政改革委员。成清梨沙子当选后称，完全感受到选民想要跟“揣摩上意”的政治说再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议会的愿望。

《朝日新闻》3日社论称，“自民党大败，是对政权傲慢的审判”。社论称，在森友学园、加计学园等问题上，安倍首相与其亲信被问及时，一直在逃避说明的责任。在野党根据宪法53条要求召集临时国会，安倍首相也没有任何回应。在国民有不同意见的共谋罪法案上，安倍政权居然就敢中止委员会的审议，强行通过。作为民主根基的国会讨论，屡屡被安倍用多数优势封杀。这是对国会的公然藐视。不仅如此，安倍内阁的阁僚及自民党高级干部的“暴言”“失言”不绝于耳。比如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就因是安倍首相的“自己人”，一直遭到庇护。首相早已偏离民意，此次选举结果就反映了这一倾向。

《洛杉矶时报》3日报道，小池百合子恰恰因与男性主导的市政府多次激辩而赢得改革形象，她称自民党主导的议会是“政治阴暗之地”，自民党本身则已沦为“反改革的老年男子俱乐部”。东京大学政治观察员内山说：“小池小姐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她的民粹主义战略强调与既有体系的对抗。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不满的人厌倦了现任者，通过投票反对既有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对小池百合子赢得这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他并不感到意外，但对于自民党“输得这么多”则有点始料未及。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4日在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表示，当天上午9时40分许，朝鲜在平安北道芳岘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1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韩美军方初步认为，朝鲜此次射弹取得成功。韩美军方正在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最高高度、飞行距离进行分析。

韩国政府一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飞行距离估计在800-900公里，正在进行缜密分析。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朝鲜的弹道导弹有可能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EEZ)。

这是朝鲜上月8日在江原道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疑似短程地对舰巡航导弹的飞行物后时隔一个月再次射弹，且在韩美首脑会谈结束仅三天就射弹，引起关注。文在寅将于7-8日在德国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同美日首脑举行会谈。因此有观点认为，朝鲜此次射弹是为了反对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应对朝核而进行武力示威。

香港东网7月4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个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原定于7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惟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周一(3日)透露，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决定暂不召开会议。有分析称，会议暂时取消与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失言、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提名新防卫大臣有关。

稻田当地时间6月27日夜间在东京都板桥区举行的都议会选举自民党候选人声援集会上发言称，“作为防卫省自卫队、防卫相、自民党也拜托大家(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该发言被日本在野党批评为政治利用自卫队。当天深夜，稻田撤回了发言。

30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稻田朋美就声援东京都议会选举的自民党候选人时发言称“作为自卫队也拜托大家(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一事表示，“撤回发言中‘防卫省自卫队、防卫相’部分并道歉”。同时，再度否认会辞职。

对于美日安全会议所面临的新问题，内阁官房长官棺义伟表示，日方正与美方协调，希望会议能尽快召开。有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确定会议的日程现时变得十分困难。有分析称，安倍晋三希望尽快改组内阁，预料新防卫大臣将参与会议。

安倍于2月访美时，与特朗普达成召开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的共识。按原定计划，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会与日本外相、防卫大臣会面，讨论外交与安全政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日下午在国会发表题为“欧思礼路38号：滥用权力的指控”的声明，回应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家族内讧”。他称，弟弟和妹妹对自己的指责主要涉及三方面：一、针对父亲李光耀故居处置选项而成立的部长委员会;二、与故居物品相关的赠与契据;三、针对他太太何晶和儿子有裙带关系及他想用故居巩固政权的指责。

李显龙称，弟弟和妹妹的指责“毫无根据”，但已破坏新加坡的声誉。如果不反驳这些指责，会影响国人对政府的信心。但他同时称，为了避免进一步影响父母名声，不准备对弟弟妹妹采取法律行动。

路透社3日称，李显龙罕见地解除了党鞭的约束，允许执政党议员就家族内讧问题向自己提问，有超过30名议员提交了问题，将在周一和周二提出。新加坡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表示，解决李光耀故居纠纷的正确平台应该是法庭，而不是社交媒体。李家成员就此事在脸书上针锋相对，“犹如丑陋的马戏团演出”。

针对李显龙接受质询，李显扬质疑其以国会来掩饰自己的所为，而国会质询就算解除了党鞭约束，执政党议员也会因顾及仕途而不敢冒犯上司。

7月4日当天，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进行科学考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机的阻挠和“警告”，称中方船只“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行作业”。

日本媒体援引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话称，中国海洋调查船“勘407”号4日在钓鱼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作业，日方还确认，中方海洋调查船有疑似缆线状物体投入海中并拖曳航行。

日方巡逻机不断阻挠中方船只进行海洋科考，并发出“警告”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在该海域内进行作业”。

据悉，今年6月13日，“勘407”号在中国钓鱼岛海域进行科学考察时也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阻挠。

日本NHK电视台7月4日报道称，中国在非洲基建开发方面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财务省4日宣布将与非洲开发银行等合作，设立最大规模约达6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02.53亿元)的资金合作框架，推动日本企业所擅长的低二氧化碳排放煤炭火力发电站等落户非洲。

报道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非洲的电力需求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建设日本企业所擅长的低二氧化碳排放煤炭火力发电站和地热发电站。

鉴于此，日本财务省与非洲开发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将设立上限为60亿美元、约合6700亿日元的资金合作框架。日本财务省打算利用与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制定的约3000亿日元资金合作机制以及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融资制度等。

NHK电视台称，中国在非洲基建开发方面的存在感不断增强。有意见指出日本已坐失先机。日本财务省打算通过本次高达数千亿日元的资金合作框架，进一步扩大日本对非洲的基建出口。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7月4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称，美国副国务卿香农已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就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即将在汉堡G20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进行讨论。

美国务院发布的消息称，“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香农7月3日已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举行会谈”。

报道称，双方继续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香农与基斯利亚克还就特朗普与普京即将进行的会谈进行讨论。

美国务院发布的消息称，“副国务卿香农与基斯利亚克大使还就香农与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举行新的会谈，继续试图解决双边关系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7月3日援引伊朗FARS通讯社消息报道称，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费萨尔•梅克达德日前向美国警告称，美方若再次打击叙利亚政府军，就将受到来自后者盟友的报复。

梅克达德说，叙方不会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新一轮打击感到惊讶，但美方应该仔细考虑这一行为的后果。“他们应该明白，叙利亚及其同盟者不会再做出像第一次侵略行动(指美国认定汉谢洪地区的化武袭击是叙利亚政府所为后，对叙空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之后那样的反应。”

梅克达德还表示，叙利亚政府自2014年起就未再拥有化学武器，之前的所有武器都已经依据俄美相关协议被销毁。

4月4日，叙利亚汉谢洪地区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大量人员因此伤亡，多数西方国家和叙利亚反对派将此归咎于叙利亚政府。大马士革方面坚决否认这些指责，并称从未使用过化学武器。但美国仍于4月7日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打击。

此外，国际文传电讯社还指出，7月1日，叙利亚反对派的一些新闻门户网站纷纷报道称，有30名武装分子在大马士革郊区因氯气中毒。美国再次就此指责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军队指挥部则表示，这些消息纯属伪造。

美媒7月4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俄罗斯、伊朗、中国等许多国家都在发展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不断提高导弹精度，因此即便导弹携带的不是核弹头，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在日益增大。这份报告说，中国继续是世界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最为活跃和多元的国家，预计到2022年，中国拥有的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或将超过百枚。

报道称，这份由美国国防情报局弹道导弹分析委员会和国家航天和航空情报中心联合撰写的年度报告说，许多国家认为弹道和巡航导弹性价高，同时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弹道导弹的精度、机动性和打击有效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报告说，导弹技术也在发展，一些新技术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研发的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HGV)，这种飞行器机动性强，飞行速度超音速(5倍音速以上)，飞行高度低于常规导弹，对导弹防御系统形成挑战。

在中国的导弹发展方面，报告说，中国正在研制和试验进攻型导弹，组织新的导弹部队，升级导弹系统，研发反弹道导弹防御方式。报告说，中国的弹道导弹力量在规模和导弹种类上都在不断扩张，像东风-21C型、东风-21D型和东风-26型导弹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后两种导弹具有反舰能力。

此外，报告还称，中国配备有核弹头的导弹力量也在“扩张”，比如洲际弹道导弹新增了东风-31A型和东风-5B型导弹，后者是中国首个“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报告还说，巨浪-2型洲际潜射弹道导弹让中国第一次具备远程海基核能力，中国还正在研发东风-41型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可能可以装载多枚分弹头。

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认为，在五年内，中国拥有的能够打击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可能将超过100枚。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已经近半年，期间白宫内部人士任免过程充满坎坷，而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政策制定亦都不乏争议。对北京而言，特朗普是全新的面孔，他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姿态往往使相关局面更为复杂，为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本文中，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登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与我们分享了他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观察和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解。何汉理教授认为，特朗普个人背景特殊、经验有限，目前我们不宜对他的举动做过度反应，而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美国社会对国家实力观感的变化。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应当正视两国互不信任的现状和两国竞争性关系的实质。特朗普或为北京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中国受限于自身因素，距离“国际领导者地位”还有漫漫长路。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问：不少分析人士都指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外交正经历转型，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为世界带来更多不安。你对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整体观感如何？

何汉理：首先，我们目前依旧不够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作为总统的姿态和观点，但是“观点”和“政策”之间是有差别的。特朗普的姿态与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有所不同：他不问“美国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而在意“世界可以为美国做些什么”。特朗普对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抱有质疑，包括自由贸易协议、多边国际机制、对外援助、联盟体系以及海外人权推广等等。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外交部署的细节依旧不明朗。特朗普至今并没有在政策细节上做过多的承诺。他所组建的团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他缺乏外交经验的背景、他的内阁组成的复杂性都导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非常难以预测。同时，如历任美国总统一样，特朗普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将在一系列法律和机制约束下行动。

最后，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言，导致政府的政策“脱轨”的原因之一即是“意外”。决策者预料之外的事件时常发生，而决策者必须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很可能占用政府在其它事项上的资源、注意力，从而打乱了政府的计划。换言之，意料之外的事件可能在塑造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领袖而言，尤其是对北京的领导人而言，“特朗普现象”是他们此前未曾经历过的。特朗普似乎对美国长期以来对华外交政策的种种“常识”提出了挑战，其中的不确定性相当高。问题是，不少人夸大了特朗普的一些具体言论、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言论的重要性。我认为，承认“我们目前（对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还所知甚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无需过于急切地下结论。目前这届政府的总统经验尚浅，团队尚未成型，与国会的关系紧张。相关局势会逐步明晰，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问：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优先”，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19世纪的外交思维”。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特朗普的当选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身份认同正进行反思？

何汉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是否认为它拥有充足的资源与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实力等等）。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充分信心时，它就会愿意为世界做出贡献，正如个人在感觉安定、富裕时就会乐于参与慈善事业一样。当个人或国家感受到贫瘠与威胁时，他们就会专注于自身。我认为这是理解如今美国现状的关键。当然，今日的美国依旧是强国，但不少美国人并不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并不如自己过去所想的那么富强和安全。正是这种观感引发了不少民众对“美国优先”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让美国再次强大”。相应地，美国民众认为今天的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慷慨了。这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在观感、心态上的变化。

如前所述，态度和实际政策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美国实际外交政策更多取决于特朗普自己的决定。我认为，在对外事务上美国公众会给特朗普不少迂回空间，不过有几个例外：一是新的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二是长期持续的战争。这时美国公众的意见将通过国会集中，对总统造成巨大压力。

问：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不少分析就认为其最大的执政特色将是“难以预测”。在过去数月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特朗普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屡屡让世界震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风格上，有哪些关键元素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何汉理：特朗普本人曾强调过“保持难以预测”的益处，不过我认为目前他的行为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本人尚未拿定主意。围绕美国外交，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但却没有给出他的答案。我非常怀疑特朗普会否真的疏远“北约”（NATO）、削弱与日韩的联盟关系；我认为他只是从“美国优先”的角度发问：“美国目前的联盟体系对美国利弊几何？”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之前在海湾战争期间以及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建构期间，这个问题都被提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特朗普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希望他能够以理性、缜密的方式来吸收这些对他而言全新的讯息。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特朗普时常对从电视新闻或其它渠道得知的消息做出过度反应，在这方面特朗普需要加强对自我控制的锻炼，这一过程的效果确实是外界难以预计的。

特朗普是以非常独特的背景与经验入主白宫的：此前他并没有担任过公职，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政策观；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营的是一个家族式地产公司而非大型企业。当然，以往的美国总统如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在入主白宫之前也缺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但他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军事指挥和外交的经验。里根总统也并非传统政客出身，但他的性格比特朗普更为沉稳，并且有过连任加州州长的经历。华盛顿建制派对于“外来者”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显然不熟悉特朗普，因此他们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持有相当的质疑。

我前面谈到，美国人民对国家实力的观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虽然缺乏执政经验，但他能够理解这种社会氛围的演变。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也被特朗普所捕捉并集中表达。这些情绪恰恰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精英们所忽视的。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情绪将特朗普带入了白宫。在大选结束之后，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应当严肃对待特朗普，而不是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他”。严肃对待特朗普即意味着理解他的支持者阵营。美国东、西海岸的精英阶层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社会将日益多元化──长期来看这确是事实，但目前作此论断还为时尚早。只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背景与之前的总统们如此不同，支持他的选民阵营过去一直被精英阶层忽视，因此特朗普带来的冲击才如此之大。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问：从宏观角度上看，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一口号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有相似之处？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这种结构性矛盾会否导致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中的互不信任程度增加？

何汉理：简而言之，确实如此。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它旨在考察中美两国在1989年之后试图避免双边关系恶化的努力。两国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举办高级别会晤、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深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资深民事、军事官员之间建立互信等等。然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奏效，中美两国对彼此的不信任仍在加剧。为何会如此？当然，上述一些尝试并没有被成功执行，另外一些倡议则显得幼稚天真；不过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床异梦”，不过我认为当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异床同梦”：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极为相似，都希望在亚太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两国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国际关系规范的理解差异巨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中美当前面临的互不信任局面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反映。

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极有可能是“竞争性关系”。长期以来，中美双方都疲于争论中美关系究竟是合作性质的还是对抗性质的，不过这二者都不符合现实。中美关系会日益体现出竞争性，并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竞争”在很多层面并不是坏事：经济竞争应当有利于两国各自发展，笃信民主的人们也应当对不同政治理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竞争抱有乐观态度。但在另一些层面，竞争将会是危险且代价高昂的，例如在安全领域。此外，如果两国在竞争过程中持续关注“谁在交易中占了便宜？谁在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会异常艰难。我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对于彼此将面对竞争的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并且应当对日益强烈的竞争性关系为两国带来的影响有充分的认识。

问：目前，北京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但其中不乏忧虑。如果从“管控危机、避免对立”的角度来看，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何汉理：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会在未来逐渐明朗，目前我最关注的是双方对中美关系本身的认识是怎样的。不少人评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之前访华时全面接受了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说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蒂勒森在与王毅的会面发言中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说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清单一直在变化。另一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层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中越来越少谈及空泛的“合作关系”，而越来越多集中于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的具体事项，这一态度就更为务实。中美双方也需要对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构建做出严肃的讨论，降低竞争带来的风险，增加竞争产生的收益。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双赢竞争”。

我的第二个建议牵涉中美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在国际互信建设领域，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基德进行过意义深远的研究，他指出，要消除对方疑虑不能只凭言辞，而是需要实际行动，唯有做出牺牲才能体现诚意。至今，中美双方为增进双边互信做出的努力仅仅止步于口头表态，如“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等等。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表态和说法。中美双方都亟需超越这些三十年来只说不做的表面的言辞，最关键的是，双方都需要承认中美关系将是一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益充满竞争的关系。这也确实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它既非单纯的合作，亦非全面对抗，而是以竞争性作为标志。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领导力”。在过去数月中，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似乎都无意发挥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领袖作用，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备受质疑。与此同时，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正试图展现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形象。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是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捍卫者，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力的消长，以及中国当前积极追求国际领导力的意图与能力？

何汉理：如之前谈到的，当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精力、资源有限”的观感之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为新一轮政策辩论的主题。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美国是否应当维持亚太地区的霸权？是否应该维持与亚洲国家的军事联盟？抑或应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特朗普正在唤醒美国内部新一轮争论。

与此同时，中国正尝试在亚太地区施展领导力。我认为中国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或许会取得一定成效。具体到“一带一路”，我们需要审视它的实际意涵：如果它意味着提高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进贸易往来，并且相关投资贸易协议是基于合理的条款订立、可以取得良好的收益，那么这些工程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不过，各界对于中国的倡议也抱有怀疑，担忧中国抱着“帝国主义”思维行事，是“中国优先”。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否取得经济效益？相关工程的建设是否会引发社会责任问题？它们对中国私有企业部门的吸引力有多大？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的细节都有待观察。

至于“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很遗憾，这个论断并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没有做到开放市场，也正因此，美国才将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看得非常重要，要求在协议中体现互惠原则。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信奉重商主义的国家，而非自由贸易主义者。目前，国际社会舆论蔓延着将特朗普视为“孤立主义者”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感。中国“全球化捍卫者”的形象正是建立在国际舆论对特朗普的批判之上。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认同自由主义精神的全球化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