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研报】中国地方债的规模庞大，且在“有效改善”央地财政事务权利的纠结之前，其规模大概率还要增加，如果不能在问题“根治”之前，先找到“约束规模”的办法，届时，即使有了“治根”的药方，恐怕也是尾大不掉，难以处置了！

显然，如果不将地方债的“责任”和地方相关负责人的“政治生命”锁定，就很难从源头上予以“控制”！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首次提出对地方债实行终身问责并倒查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博览研究员认为，这意味着未来官员即使退休、调任、升迁，最终都要承担相应责任，以避免把债务责任推卸到以后的官员，产生跨代道德风险（防范“新官不理旧账”），从而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行为，控制地方债风险。

那么中国当前的地方债发行状况如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有多大？具体的风险点到底在哪里？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呈爆发式增长，共计发行了1,159期，同比增长87.24%，规模60,458.40亿元，同比增长98.69%。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则有所下降，约为1.86万亿元，相较去年同期3.58万亿元规模几乎减半。可以预计的是，下半年发行规模、节奏都应当超过上半年。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长期居高不下，多个省份债务率均超红线，尤其是以辽宁、贵州为代表的部分省份风险较大。

至于具体风险点在哪里，博览研究员认为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老问题较大，此前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受限下，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造成短债长投、资金错配，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较大；

◆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

◆再者，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 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了“明股暗债”，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这样一来，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

目前，决策层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新旧问题已采取一定措施。博览研究员相信在习总书记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再次强调下，未来决策层还会推出更多的解决措施，地方债务风险将得到较好的控制。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如何？

当前中国地方债发行状况如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有多大？

◆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呈爆发式增长，共计发行了1,159期，同比增长87.24%，规模60,458.40亿元，同比增长98.69%。其中，新增地方债11,698.41亿元，置换债券规模为48,760.00亿元。随着地方债的大规模发行，地方债已超越了金融债，成为仅次于同业存单的第二大债券品种。而在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则有所下降，约为1.86万亿元，相较去年同期3.58万亿元规模几乎减半。由于地方债置换的三年过渡期虽已接近后期，但目前需要置换的债务存量还有一定规模，今年置换债发行规模应当不少于3万亿元，而上半年只发行了1.2万亿元左右，因此可推定下半年发行规模、节奏都应当超过上半年。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以辽宁、贵州为代表的部分省份风险较大。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万亿，当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2016年则有所下降，年末全国地方债余额为15.32万亿元。

2015年、2016年各地财报数据显示，多个省份债务率均超红线。其中债务率超过90%的，基本为中西部省份，包括陕西、青海、广西、宁夏、云南等。这些中西部省份近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土地出让收入缩水，影响综合财力。另外，经过2015年债务清理甄别后，债务出现较大膨胀，推高了存量债务规模。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地方债发行规模依然居高不下，而地方政府总体债务规模也相对较高，面临的风险较大。博览研究员此前也已指出，“2015年中国政府债务率已达40%，其中2015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万亿元，债务率高达23.6%，远超美国地方政府13%-16%的负债率上限，也接近加拿大的25%上限”。

地方政府在举债上存在着这些问题

那么地方政府在举债上又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老问题较大，此前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受限下，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造成短债长投、资金错配，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较大。

前些年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限，也缺乏正规的举债渠道，只能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方式来举债。地方发展急需资金，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有政绩冲动，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或通过企业发债为政府融资，这些资金利息高、期限短，用在基础设施等周期长的建设项目上，属于资金错配。通常是项目还没完成，债务就到期了，地方政府只能再四处筹措资金，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猛增”。

◆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

由于地方政府是“借道”举债，不少债务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借了多少、怎么花的没有一本明白账。特别是地方政府换届后，新官不理旧账，这些债务如何偿还也成了问题。

◆再者，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

据博览研究员了解，“新变种”主要集中在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这些变相举债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积聚了财政金融风险。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了“明股暗债”，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这样一来，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

目前，决策层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新旧问题已采取一定措施。

首先是“开前门”，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限。“前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从最早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到开展部分省区自行发债试点，再到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整个推进过程用了5年时间。

接下来，就是理清旧债“堵旁门”。对于2014年底之前的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举借的，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经过甄别，存量债务中有15.4万亿元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旧债”好不容易理清了，以后发新债肯定不能再出险情。2015年1月1日起的新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

同时，厘清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要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由企业自己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但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要承担有限责任。

控制举债规模，实行限额发行，则是勒紧地方债的那根“缰绳”。201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是6000亿元，2016年是1.18万亿元，2017年是1.63万亿元。

总结而言，此前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受限下，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造成短债长投、资金错配，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较大；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再者，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了“明股暗债”，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这样一来，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因此，如果不将地方债的“责任”和地方相关负责人的“政治生命”锁定，就很难从源头上予以“控制”！综合来看，习总书记此次从“人、事”的角度对地方债予以“约束和规范”，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地方债务风险。

【博览财经研报】在博览研究员看来，从更深层次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积聚，实际上是与央地之间的财税矛盾密切相关。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最少的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按预算内口径计算，在收入上，2015年中央和地方各占45.5%和54.5%；在支出上，各占14.5%和85.5%。

◆与此同时营改增的绝大部分负担都是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去产能更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博览研究员认为，显然决策层对此已有所意识，正通过一些金融上的手段，譬如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不断扩大来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协调央地财政矛盾。这也意味着，要想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还需要在央地财权矛盾上做更多调整，推进金融改革、调节资金固化格局则将是有效的手段。

地方政府发债权限的变更显示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自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已历经了几大变迁阶段。

◆显然，地方政府发债权限的不断突破，由不发到代发再到自发，正显示出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需要更多的财权来进行缓解。而偿债义务的变更，由代还到自还，也表明了地方政府在防控债务风险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自律。

从更深层次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反映出了央地财权矛盾

事实上，博览研究员在此前已反复强调当前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并不协调，央地财政矛盾突出。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最少的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按预算内口径计算，在收入上，2015年中央和地方各占45.5%和54.5%；在支出上，各占14.5%和85.5%。”“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财政收入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尚属正常，但在支出分配上，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以下的所有政府）所占比重之高，全世界无任何其他国家可比拟。例如，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即在50%以下，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由联邦政府完成的。

◆同时营改增的绝大部分负担都是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去产能更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2016年中央财政数据显示，中国政府负债率为40%，可以算出地方政府负债率达63%，远远高于中央的17%。据了解，有的省、地区负债率超过100%，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了100%。

综合来看，央地之间财权事权矛盾，较大程度上酿就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地方政府发债权限不断扩大，则反应了决策层对此已有所意识，正通过一些金融上的手段来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协调央地财政问题。而这也意味着，要想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还需要在央地财权矛盾上做更多调整，推进金融改革、调节资金固化格局将是有效的手段。

【博览财经研报】在7月14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在博览研究员看来，企业去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向前重要的一步。

目前中国的杠杆水平到底有多高？中国杠杆主要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僵尸企业对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影响又是如何？

中国社会整体杠杆率约为250%左右(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为62.26%、144%、44.85%)。与美、英、法、日等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总水平并不算高。中国的杠杆高的地方主要在非金融企业部门。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国际警戒线为90%，中国这一水平远远超过警戒线54个百分点，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60个百分点左右，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40个百分点左右。

从自身内部比较看，非金融企业杠杆主要在非金融国有僵尸企业部门。这些企业债台高筑，但仍然能够获得社会资金资源。 

2015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称，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偿债压力比较大的行业大部分是处于上游的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电子、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采矿业等。

这些上游行业大多也是僵尸企业比较集中出现的行业。同时，这些所处在这些行业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

综上所述，博览研究员认为，经济去杠杆的重心应是“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相比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应该降到60%到70%左右才算合理，最高也要降到国际警戒线(90%)以内。

与国际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结构一般包括传统的银行信贷，金融市场债务工具（债券），表外信贷（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再扣除城投债，所以得到：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银行信贷+企业债券+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城投企业债务余额）/GDP。

根据该公式计算得到，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逐年累月上升到了目前的144%的高位。

再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的美国72.8%和日本94.2%，也高于其他杠杆率较高的新兴国家韩国103.7%，和发达国家法国127.7%和加拿大119.2%。所以，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显著偏高。

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国际清算行公布的偿债比率，也叫还本付息率，就是一个部门将多少收入用来偿还债务。偿债比率越高，说明一个国家要用越多的收入来还债，同时偿债比率的时间序列也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债务到期趋势。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非金融私人部门的偿债比率在世界上处于中间偏高的位置：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达 166.3%(由于计算口径略有差异，因此与前面提到的144%数据上有所偏差)。超过警戒线76.3个百分点。根据BIS公布的其他国家数据对比发现，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指出，2014年上半年，中国整体的杠杆率达282%，其中中国企业的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125%。相比之下，一般OECD国家、工业国家企业杠杆率在60%到70%之间。

国内横向比较，杠杆主要在非金融国有僵尸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的债务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两项。中央政府债务分为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政策性银行债，地方政府债务分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政府部门杠杆率计算公式为：政府部门杠杆率=（国债+政府支持机构债+政策性银行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或有债务）/GDP。

国债余额可以通过财政部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情况表》获得， 16年是 12万亿；国家提供信用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主要包括中铁债、铁道债等）和政策性银行债（主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债、进出口银行债和农业发展银行债）可以在wind系统里获得，16年底总余额是12.11万亿，所以16年底中央政府债券余额是24.11万亿。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以通过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16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5.32万亿元。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议案和财政部发言人的信息，我们推断出2016年底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在7亿左右，所以计算出16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22.32万亿。

以上分析可以确定，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为62.26%。如下图所示，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30%十年间上升到62.26%。但是，对比政府杠杆率较高的日被216.1%和意大利154.8%，和较低的俄罗斯16%，中国政府杠杆率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我们用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居民部门信贷余额和GDP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GDP。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5年的16.86%上升到16年的44.85%，翻了两倍半。但是，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并不算高，低于韩国91.6%和日本62.2%，但远高于印度的10.5%。

◆2015年底，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整体杠杆率约为249%。对比，社科院李扬称，与美、英、法、日等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不算高。中国的杠杆高的地方主要在非金融企业部门。

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僵尸企业”

◆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僵尸企业”，其债台高筑，但仍然能够获得社会资金资源。 　　2015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称，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按企业规模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分别约1万家、5万家和13万家。 

2015年12月9日，李克强首次对“僵尸企业”提出了具体的清理标准，即要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因此，僵尸企业的官方标准定义为：如果一家企业连续三年利润为负，则将这家企业识别为僵尸企业。

分行业来看，利用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僵尸企业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钢铁（51.43%）、房地产（44.53%）、建筑装饰（31.76%）、商业贸易（28.89%）和综合类（21.95%）。同时，国有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年龄大的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并且煤炭、钢铁、玻璃、水泥等重点行业有更多的僵尸企业。

将各行业2006年至今的现金到期债务比做算数平均，如下图所示，偿债压力比较大的行业大部分是处于上游的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电子、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采矿业等。这些上游行业大多也是僵尸企业比较集中出现的行业。同时，这些所处在这些行业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

因此，博览研究员认为，经济去杠杆的重心应是“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相比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应该降到60%到70%左右才算合理，最高也要降到国际警戒线(90%)以内。

【博览财经研报】中国的“创新创业”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但中国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标志并不是民营企业发展得怎么好，高科技发展得怎么样，而是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

只有这个占据中国经济绝大部分，同时又是“心头肉”的这一块改革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供给侧改革把“降国有企业杠杆”作为重点。

也正因此，一些民营企业闻到风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未来20年要想混得好，就要参与混改，哪怕经济上受点损失，但是至少政治正确！

如今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小块头”的国企了，剩下来的都是“大块头”。所以，能够参与“国企混改”的民企，体量也不能差太多——

2017年7月14日，马化腾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陆东福会面，期待双方能够合作；

此前，百度李彦宏参与了联通混改；

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关联公司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于去年4月份宣布了一轮45亿美元的融资时，其投资者几乎全部为国有金融机构；

……

总之，去杠杆当中，“混改”是民营企业作为介入国企与之联姻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民营企业搞混合所有制的“先锋”当属万科，也就在万科“归公”、王石功成身退的时候，地产界的另一位“王”，近来却频频踩雷：不仅旗下公司股债频繁遭遇“双杀”，更有传闻其在海外“激进的扩张”模式遭遇“最高层”的“关切”，甚至还有“针对性的批示”……

于是乎，就在深铁成功迎娶万科的同时，另一家则不得不紧急“甩卖”大批资产、还要“针对性的去扶贫”……

同样在房地产里面“混吃刨食”的两个巨头，命运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

而此前那位不守本分，意欲与万科这位“名媛”纠缠，却最终被人家的“正经归属”打趴下的宝能系，如今也学乖了很多，不仅有样学样的“精准扶贫”，还大力宣传其“是社会公器”，更“重量级”的则是，此前在宝能旗下大肆践行收购战略的悍将：前海人寿，如今正忙着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最近，宝能官网连续挂出的三条扶贫捐款活动信息——

6月28日，在汕头市潮阳区民政局举行的宝能集团扶贫济困捐赠仪式上，宝能集团捐款200万元。

6月29日，在深圳市罗湖区管理中心大厦正式启动的罗湖区2017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宝能捐款1000万元。

6月30日，在广州启动的2017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上，宝能捐款1000万元。

前海人寿监事长陈琳称，公司股东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前海人寿是社会公器，是我们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载体”，“我们要不忘初心、加快管理变革，全心全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前海人寿副董事长张金顺更透露，前海人寿正在积极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正在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

为什么现在把国企降杠杆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

◆中国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实际上在降低，高的是国有企业。

国非金融企业杠杆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截至2015年3季度末，国有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2007年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高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提高，即在50%、60%、70%、80%、90%和95%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2007年分别提升了0.28、2.35、3.3、3.78、3.24和1.32个百分点；而低分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却出现了下降，10%、20%、30%和40%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下降了3.64、2.98、1.16和0.3个百分点。

反观民营企业，其负债率较2007年出现明显下降。从绝对值的比较来看，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整体低于国有企业，且差距呈明显加大的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其中主要原因在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降杠杆自然成了决策层的工作重心。

◆国企僵尸企业是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它们占据着庞大的金融资源。

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该如何盘活存量？

当前中国经济当中，无效的、低效的部门占据庞大资源，主要是两类人，一是要死不活的僵尸，另一个是看起来还活着但是灵魂已经死的差不多的“一些”国有企业。因为只有这类企业有能力在社会资源不多的情况下，仍然占据着庞大的资金等资源，但创造不出更多的资源。

而，博览研究员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经分析到，这些低效率、高杠杆的企业主要是来自国有企业部门。

◆国有经济仍然占社会经济主体地位。

2012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克强总理在那几年高速推进“简政放权+创新创业”。应该说，在中国整个经济和金融没有出现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国家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反腐败问题的时候，李克强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两年多的时间把“创新创业”推到了一个高潮。

这两年的时间一个最大的意义是，中国经济活力被改善，在没有触动传统产能的情况下，缓和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创造了经济和社会的正能量和活力，这是那两年的成效。

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核心并不是民营企业要发展的多好，而是我们占据国家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下一步该怎么做。以下几个重要的会议和讲话就已经给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指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已经明确了大方向。剩下来的是，在这个大方向下，国有企业具体该怎么做。

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且其杠杆率较高，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才在这次会议上重点指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国有企业杠杆该如何去？

国企去杠杆，要把间接融资变成直接融资，把债务变成股权，杠杆率就会降下来，把负债变成股份，最直接的逻辑是清退僵尸企业、采取资产证券化等，另一个决策层正在大力尝试的是“混改”，即找到下家参股，达到稀释债权的作用。现在手头上的流动性最松的就是那些民营大佬们了。

于是，博览研究员注意到，近期越来越多的民营大佬们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现在剩下来的国企和央企都是块头相对比较大的，也只有这些民营寡头才有财力和资格去参与。

事实上，民营企业搞混合所有制的先锋是万科，而同为房地产巨头的另一家民企，近期的命运则颇为曲折，相应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

总之，有远见的大佬们都在实践这位大佬此前“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的讲话，而他自己近期却在这上“政策问题”上面受挫……

总结

从经济构造来看，中国经济还是一个由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体。我们改革的成功绝不是创新创业的比例达到多少，多少占据世界高科技前沿，而是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怎么改革，所以习近平才在会议上重点突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只有国企这个占据中国经济绝大部分，同时又是“心头肉”的这一块改革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供给侧改革把“降国有企业杠杆”作为重点。也正因此，一些民营企业闻到风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未来20年要想混得好，就要参与混改，哪怕经济上受点损失，但是至少政治正确！

而在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明确、敏感，也就成为未来若干年，诸多大型民企、尤其是民企大佬们，兴衰荣辱的一道“试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