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规模混到这么大的集团，“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万达你在官网上表示“万达净资产超过3000亿元，账面现金超过2000亿元”有什么用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给金融机构信心！这才是最关键的！就像马云总是不断冒金句，让人们从来不去质疑他的财力一样。去年王总玩得很溜的“小目标”技术，怎么就突然生疏了呢？与其让公众号发声说有2000亿的现金，不如在某个老伙伴的主场活动中，让做客的王健林亲口中说出来，“把万达重资产都卖了之后，账面趴着的现金超过2000亿元没地方花，其实是很难受的”……针对《滑铁卢》那篇中的谣言，王健林也可以说……“今年提前离休的两位好兄弟，拿的分红八辈子都花不完”……“今年，我们和老伙伴中铁又签订几百亿战略合作协议”……除此之外，现在万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赢得金融机构的信心啊，最近王健林几个月闷声不说话怎么能行呢？

企业家和商人是不同的。简单来说，企业家是为社会、为理想做事，顺便赚点钱。而商人，他们长袖善舞，广结权贵，以赚钱为终极目的。中国老百姓有种神奇的本事，就是随便一个街头修鞋的大爷，都知道好多“达官贵人”的内幕。所以，当王健林2017年频频遭遇烦心事的时候，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奇怪。每个人都是一副“通晓内幕”的蜜汁微笑。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太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事情。多少风流人物如过江之鲫，就在他们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他们的“帝国”顷刻化为乌有。退潮后，才知道是谁在裸泳，退潮后，才知道，有很多中国企业家，不过是商人假扮。

“煤改气”是大事，不是基层政府想不做就能不做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不是基层政府想做就能做的。基层政府在做事的时候，经常面临着一个“双轨制”的问题：一方面，它做每件事，都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仅凭法律、法规、规章就做出决定，还要等上级的政策、文件、批示。这就产生了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下级抱怨上级授权不够，上级抱怨下级不敢担当，到底是谁的问题，谁也说不清。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这样的套路，接受了“双轨制”的合理性。而且，在发展初期，“双轨制”的效率反而比“单轨制”更高，因为它灵活不死板，法不授权的文件授权，法不支持的政策支持，很多事就这么搞成了。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矛盾多了、问题大了，“双轨制”的弊端才逐渐显露出来。也许现在是时候对“双轨制”进行“并轨”、用“法治”彻底取代“文治”了。

如果复盘从大火而兴起的这次清退运动，会发现其中虽然充满了误读、误解、误会，但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域内，这类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的事情仍然随时有着卷土重来之势。回头再看这十几天，会发现虽然“赶人”不是执政者的首要目的所在，但无论从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体系，还是在关键时刻大兴删帖的舆论管控方式，都会使得结局向更加封闭和加深误解的方向发展。北京所遇到的这场风波，绝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这是对于施政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必然会单方面地想解决掉某个问题，但忽视掉与之连带的群体。这更是对整体管理能力的挑战，在这次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前期的混乱与滞后、中期的蛮干和行政指令至上，以及后期的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环环紧扣，环环落后。最终导致了在北京“赶人”事件中，起始于简单命令，变形于施政期间，迷茫无措于事故后期的黑色荒谬情节。

一个城市的价值大小，或者其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释放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这次北京“赶人”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折射出了“经济城市化”与“行政城市化”的冲突。强行向上的“北京折叠”，清理低端产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繁荣的最终效率却可能适得其反。“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伴生品，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这是“管理病”；而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不先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

多位受访者称，众多“官二代”都涉及房地产，但是赵晋的情况非常突出，性质也特别恶劣。他拿地的特点是野心大，不管在哪个城市，都要在中心路段拿地。一位君临大厦业主反映，入住以来，该楼盘多次发生火灾，据其了解，仅2016年就发生过四次火灾。“所幸发现及时，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有君临大厦一位前业委会成员表示，君临大厦最恶劣的一点是，几年前，赵晋把该楼盘的消防避难层都卖了。“君临大厦9J层和25J层属于防火逃生避难层，从消防逃生的法律规定上讲，逃生避难空间不能存在房屋，但是赵晋将上述2层的空间，分隔出若干房间并出售，导致逃生避难层有很多业主或租客居住。”

对金融机构，不管是哪一类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要确定三个原则：一，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是先证后照，不存在金融机构设立先照后证、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事先准入门槛要高、要规范。没有牌照，一切不持牌经营的牌照，或者给了你牌，你又去搞牌照功能之外的事，都是属于非法经营。所以黄奇帆在重庆落实工商总局有关“先照后证”改革的时候，明确定了一个调：工商产业本身先照后证，但是有三类企业必须先证后照：一个是金融，没有工商局批的，重庆工商局一概不准注册；二个是会爆炸的、危险品的一定要先证后照；第三个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是全社会的经营，也必须持证经营。二，有了照以后，业务范围必须在他的业务执照的正面清单里，必须严格按这个来走。三，负面清单。

如果中韩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特别是在解决方式上没有共同默契，双边关系就没有了最重要的基础，难以真正回暖。作为地区内最大的受害者，中韩必须联手遏制朝核。朝鲜最怕中韩联手，在一定程度上比对美国还要恐惧。文在寅总统首先应对韩国针对朝核的立场有所检讨和再思考，而对中国来说，可以把2013年中国正式发表过的“谁都不许在中国的家门口闹事”的宣示推进一步，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承诺保护韩国不受无端核打击和侵略，如此，才能在韩国收复人心，真正促进中韩关系的回暖，共同遏制朝核。